1967年2月11日至16日,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,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,又称“怀仁堂碰头会”。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,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,对与会的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、乱党、乱军的罪恶活动,进行了大义凛然、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。这场斗争被诬称为“二月逆流”。  这次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:  第一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,要不要党的领导。叶剑英质问张春桥:“上海夺权,改名为上海公社,这样大的问题,涉及到国家的体制,不经过政治局讨论,就擅自改变名称,又是想干什么?”并嘲弄陈伯达说:“我们不看书,不看报,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。请你解释一下,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?革命,能没有党的领导吗?能不要军队吗?”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,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。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:“老是群众群众,还有党的领导哩!一天到晚,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,不要党的领导……这是形而上学!你们的目的,就是要整掉老干部,你们把老干部,一个一个打光。……四十年的革命,落得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。……蒯大富,是个什么东西?就是个反革命!搞了个百丑图。这些家伙,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。这一次,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。”谭震林拿文件,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,说:“让你们这些人干吧,我不干了!砍脑袋,坐监牢,开除党籍,也要斗争到底!”陈毅说:“不要走,要跟他们斗争!”  第二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。叶剑英说:“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,对犯有错误的干部,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,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?照这样,人身都不能保证,怎么做工作?”李先念说:“现在这样搞,团结两个95%还要不要?老干部都打倒了,革命靠什么?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。”谭震林说:“我不是为自己,是为整个的老干部!是为整个党!”  第三,搞“文化大革命”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。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,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、陈伯达、张春桥一伙:你们把党搞乱了,把政府搞乱了,把工厂、农村搞乱了!你们还嫌不够,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!这样搞,你们想干什么?徐向前激愤地说:“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。军队这样乱下去,还要不要支柱啦?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?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?”2月17日,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。信中斥骂江青“真比武则天还凶”、说他们“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”,“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,只要你有一点过错,抓住不放,非打死你不可。”表示,“这个反,我造定了,下定决心,准备牺牲,斗下去,拼下去。”  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,2月18日晚,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,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,指责他们是搞复辟,搞翻案。从2月26日至3月18日,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“政治生活会”,批判这些同志,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、谢富治等以“二月逆流”加罪于他们。全国掀起“反击复辟逆流”的恶浪,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。此后,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,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。  1978年12月,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,由于“二月逆流”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,一律恢复名誉,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,一律平反。

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奋笔疾书大字报

全军掀起批判刘少奇、彭德怀、罗瑞卿的浪潮

社会上反击“二月逆流”的传单和小报

江青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